








凌晨三点的火车站候车厅,铁皮座椅凉得透骨。我旁边那个穿工装的男人歪头睡着,手里攥着一串车钥匙,钥匙上的塑料牌被体温捂得发软。远处检票口上方悬着电子钟,红色数字跳了一下。这排座椅的塑料皮有不少地方裂了口,露出底下灰白的海绵。我盯着那些裂口,忽然想起父亲那辆旧桑塔纳的驾驶座,也是这样的裂口,用黑色胶带贴过好几回。
那辆桑塔纳是九八年买的二手货。父亲每天清早五点出门,冬天要先用摇把把发动机弄热。他从来不让别人碰方向盘,却允许我坐在副驾驶座上玩那个松垮的车窗摇柄。有回下大雨,雨刮器坏了,他就把脑袋探出车窗看路,雨顺着脖子灌进衣领。后来他换了一辆捷达,旧车卖给收废铁的,那天他站在院子里看了很久,直到拖车拐出巷口。
考驾照那年我十九岁,教练车是辆白色的皮卡。方向盘沉得像灌了铅,倒库时总要探出半个身子看后视镜。同车有个开过拖拉机的学员,总嫌我打方向太慢,有次急得伸手过来帮我拽方向盘,差点撞上杆子。教练在副驾驶座上打瞌睡,被刹车声惊醒后只说了一句:再来一遍。那个夏天我的左胳膊晒得比右胳膊黑两个色号。
后来我在城里开过几年出租车,夜班。凌晨两点到四点最安静,路灯把梧桐叶的影子投在挡风玻璃上,像水纹一样晃。有次拉一个老太太去肿瘤医院,她一路上都在数路边的药店,数到第七家时忽然不数了,说这家以前是卖早点的。下车时她多给了十块钱,我没要。那辆出租车是辆旧富康,空调出风口绑着个小风扇,转起来有嗡嗡的响声。
去年回老家,发现父亲把捷达换成了电动三轮车。他说开不动了,三轮车不用换挡。院子里那棵老槐树还在,树荫底下空荡荡的,以前总停着车的地方现在摆着一口腌菜缸。我蹲下去看缸沿上的裂纹,父亲从屋里出来说,那辆桑塔纳的摇把他还收着,在杂物间里。我没进去找。有些东西搁着就搁着了。
检票口的喇叭忽然响了,穿工装的男人猛地睁开眼,钥匙掉在地上。他弯腰去捡,后颈露出一截晒黑的皮肤。我帮他把钥匙拾起来,塑料牌上印着一个模糊的车标。他道了谢,拖着编织袋往检票口走。候车厅的座椅又空出一片,塑料皮上的裂口朝着天花板,像在等谁来坐。窗外天还没亮,但停车场那边有辆长途大巴发动了引擎,低沉的轰鸣贴着地面传过来。